立足現實，從研究解決制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和政策性問題中尋求突破；放眼未來，從維護國家安全、發展利益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中確定發展戰略、目標和路徑。

長期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科技發展規劃、國防科技工業發展規劃和武器裝備建設規劃，很少將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人才、技術、產品、資金等優勢資源納入這些規劃中。導致非公有制主體參與國家重大工程和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建設的范圍有限、領域較窄、層次不高、比例較低、影響不大。

 

如何突破公私分立的體制性障礙、解決軍民分離的結構性矛盾和權利規則機會不平等的政策性問題，建立健全公私混合軍民融合平戰結合的新型舉國體制，提高應對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事件的國家治理能力；如何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人才、技術、產品、資金等資源，尤其是70%的技術創新成果，增強國家科技創新力、社會生產力和國際競爭力；如何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競爭的倒逼與推進作用，深化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體制機制改革，是編制好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不能回避且必須研究解決的三大難題。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的調整改革，應當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理念，必須尊重歷史，從計劃經濟體制實踐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中刷新思想。

 

立足現實，從研究解決制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和政策性問題中尋求突破；放眼未來，從維護國家安全、發展利益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中確定發展戰略、目標和路徑。

 

堅持三項基本原則。一是需求牽引，一體發展原則。依據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社會發展需求、傳統工業轉型升級和人民消費升級需求、新興產業發展需求、供給側結構改革需求和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布局，統籌國內外資源，一體規劃、一體建設、一體應用，形成國家一體化戰略體系和能力。

 

二是創新驅動，融合發展原則。突出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創新組織的專業屬性和創新成果的價值導向，創建持續健康的創新生態系統；堅持科學技術創新與管理制度創新兩輪驅動，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相互促進，發展速度和質量效益有機統一；構建公私混合、供需結合、軍民融合的組織領導體制、工作運行機制和政策法規制度；大力發展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促進科技與經濟、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深度融合。

 

三是政府引導，協調發展原則。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觀引導作用，引導國內外的多元投資、多方技術、多種力量更好地推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運用市場手段優化軍地資源配置，深入挖掘企業資源稟賦，形成高質量高效益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格局。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應當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確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體現戰略性——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前瞻性——把握未來世界政治形勢、經濟格局、軍事斗爭、科技前沿、文化發展的重大而深刻的變革趨勢；系統性——規劃目的性、必要性、可行性、先進性、經濟性、指導性的統一；結構性——傳統產業和裝備、新興產業和裝備、未來產業和裝備的經濟結構優化與調整；效益性——經濟效益、軍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

 

“十四五”期間，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的關鍵時期。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還應當充分體現“五大特性”。

 

一是開放性。讓全世界的頂級人才、科學思想、原創發明、高端裝備、治理經驗為我所用，提升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二是競爭性。讓盡可能多的計劃項目在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中由最具實力的競爭者獲得，防止與約束因大量行政審批引發的權力尋租等違法違規行為，使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需要最值得的領域，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三是融合性。讓全國所有不同所有制主體的優勢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使我國國民經濟、國防建設、社會發展建立在全國最優秀的人才、最先進的技術、最可靠的質量、最便利的資金、最有效的治理基礎之上。

 

四是創新性。改革陳腐的封閉的過于保守的觀念、改革阻礙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與政策制度，激發和鼓勵科學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讓一大批新觀念、新原理、新創意、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充分涌現，使科技興國強軍富民的戰略思想，在14億中國人民心中、在祖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推動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社會管理由封閉向開放、計劃向市場、壟斷向競爭、分割向融合、守舊向創新的歷史性轉變，實現高標準高質量高效益發展。

 

五是預見性。充分發揮規劃計劃的預防功能，科學預測可能發生且可以預防的給國家和人類未來公共安全帶來的種種危害與危機，制定以預防為主、預警先行的應急法規和預案，最大限度地提高預防效能，降低危機風險。

01

開放性

 

開放，是世界所有曾經強大、現在強大、未來強大國家發展進步的顯著特征，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正確選擇。

 

2019年中國外貿呈現三大特征：一是進出口總值31.54萬億人民幣（1950年為11.35億美元、1978年為206億美元），占GDP總值的僅三分之一；二是集成電路、半導體器件、太陽能電池等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分別增長25.3%、26.3%、47.5%；三是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外貿總值的42.7%，出口占比超過50%，首次超過外企成為中國第一外貿主體。

 

這三大特征昭示，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應當最大限度地對外開放，除了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領域外，其他所有領域盡可能地向所有國家開放。充分利用國際人才、技術、產品、裝備、資金、信息等資源為我所用，推動我國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社會事業持續、穩定、開放發展。

 

抓住深化改革全面開放帶來的歷史性機遇。2018年4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主旨演講中，提出了中國在金融、貿易、政府采購等方面進一步擴大開放的一系列新舉措，特別要求：“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進程。”

 

一旦加入該協議，一方面，我國通過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政府采購尤其是科技領域的相互交流與深度合作，最大限度地學習吸收他們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軍轉民、民參軍的成功做法，在更廣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加快推進中國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科技創新發展。

 

同時，在高強度競爭中塑造引領者、培育創新者、固牢優勢者，警醒忽悠者、驅趕劣勢者、淘汰落后者。

 

放眼世界，以“一帶一路”為牽引，加快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步伐。截止2019年上半年，貿易總額：中歐3379.9億美元同比增長11%，中國-東盟2918.5億美元增長10%，中國對美國的進口額2583.3億美元，同比下降9%。四年來，中國首次不再是美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

 

從2019年上半年外貿形勢看，“一帶一路”對中國進出口拉動作用極為明顯，高于全國外貿整體增速，占外貿總額的比重不斷上升。可見，中國與全球的貿易結構正在改變，全球科技資源、人才鏈、產業鏈、價值鏈正在重新配置。

 

我們必須適應這些新的變化，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國集團”和“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峰會”“亞洲投資銀行”“5G產業聯盟”等全球性、區域性、產業性國際合作組織，全面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步伐。

 

高舉開放發展、融合發展、和平發展旗幟，積極發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全球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貿易關系，構建開放、共建、包容、均衡、普惠的亞洲經濟共同體和世界經濟共同體，為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面對現實，最大限度地減少因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不利影響。美國在全球針對主要經濟體發起的貿易摩擦，已經持續近三年，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先后達成了新的貿易協議。

 

2019年12月13日，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即將簽署生效。特朗普總統要把美國透支自己服務全球的理想主義全球化轉變為犧牲他國服務美國的利己主義全球化，利用其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世界警察的美軍和在高科技領域的絕對優勢，采取刺殺、恐嚇、威懾、誘騙、極限施壓等多種手段，逼迫他國就范，形成美國第一、美國優先的政治強權、經濟集權、軍事霸權態勢。

 

一場以奪取經濟主導權與金融控制權為核心的世界大戰已經悄然打響。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社會發展必須立足國內，放眼世界，與全球反對貿易霸凌行徑和單邊主義的其他主要經濟體緊密合作，開辟新的經濟合作領域，激發微觀經濟活力與動能，共建共享合作成果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減少因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不利影響。

02

競爭性

 

競爭是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質量效益和技術創新能力的有效手段，也是防止尋租腐敗、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這里可以用我國高鐵與汽車發展的兩種不同方式所產生的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來印證。

 

高鐵通過全球競爭方式，以不到1000億元的代價獲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創新發展，成為上到國務院總理、下到普通百姓引以驕傲與自豪的中國品牌和名片。

 

汽車通過行政審批方式，花了至少60萬億元，而什么核心技術也沒有得到，至今沒有屬于自己的國際品牌。凡是競爭方式發展起來的產業都比較好。沒有競爭哪來的競爭力。

 

因此，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應當最大限度地競爭，充分發揮競爭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把競爭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策略，逐步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由指令性行政手段為主向以經濟、法律、大數據手段為主的管理方式的轉變。

 

建立充分競爭、科學評價、有力監督、有效激勵的運行機制。按照“應融則融、應競則競，融競并舉，相互促進”的原則，除了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領域和特殊項目外，其他所有計劃項目，一律通過市場競爭擇優產生項目承擔主體，全面實行項目法人責任制、招標投標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監理制和稽查審計制。

 

一是改革完善政府采購行政審批制度、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動態管理制度和裝備競爭性采購項目負面清單制度。明確不宜競爭或目前暫時不具備競爭條件的政府采購項目清單。

 

除了負面清單項目實行單一來源采購外，其他所有政府采購項目必須開展競爭性裝備采購，分別制定單一來源采購計劃和競爭性裝備采購計劃，優先采購和持續使用軍民龍頭企業的創新技術和產品。

 

二是建立完善“一視同仁、平等對待”的政府投資、免稅、貸款、定價普惠政策制度。對于適用競爭性采購的技術、產品、服務項目，面向所有不同所有制主體，開展同條件、同標準、同要求的公平競爭，尤其要加快建立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先進技術和產品進入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直接通道與機制。

 

三是建立競爭激勵和保護制度。對于競爭主體少、尚未形成穩定競爭格局、技術或者產品專用性強的采購項目，或競爭失利方自籌經費、形成實物型或創新性技術成果的項目，可以通過項目補償、分包補償、經費補償等方式獲得競爭保護，鼓勵和扶持競爭失利方繼續參與后續競爭。

03

融合性

 

融合，是集聚不同主體、不同領域、不同狀態的經濟社會形態，熔化而成的一種更優更具價值的新的生態。融合不是簡單的物理組合，而是復雜的化學反應。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應當充分體現融合要求，以興國強軍富民為目標，加快建立健全公私混合軍民融合平戰結合的新型舉國體制，提高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組織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和應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事件的國家治理能力。

 

長期以來，由于所有制觀念的禁錮、計劃體制的束縛、壟斷格局的限制、政策標準的制約、準入門檻的阻礙和信息通道的隔離，我國公私合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艱難推進，軍民融合、平戰結合的體制機制和法規制度建設步履維艱。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必須將包括優勢民營企業在內的非公有制主體的人才、技術、資金、設備、信息等資源，納入國家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納入國家科技發展規劃和國防科技工業與武器裝備建設規劃計劃，使所有為提供國家公共產品、技術和服務的不同所有制主體，擁有同等地位、權利和機會。

 

集中全社會力量推進科技創新、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從源頭上徹底解決公私分離、軍民分離，以及新興科技、新基礎建設等領域的封閉分散重復投入與資源浪費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增強我國社會生產力和軍隊戰斗力，形成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

 

組織建立戰略性新興領域公私混合的新型“國家隊”。抓緊組建各個領域尤其是戰略性新興領域，由國有領軍企業和民營“隱形冠軍”企業混合組成、由國有軍工企業和優勢民營企業融合組成的真正的“國家隊”（如華為、騰訊、阿里巴巴、百度與大唐電信、紫光集團、清華同方、統信軟件深度融合，英特爾、谷歌、微軟、蘋果還會那么牛嗎？一汽、二汽、上汽與比亞迪、吉利、寧德時代深度融合，特斯拉還會那么火嗎？）。

 

在基礎科學研究投入，科學基礎設施建設，核心技術、核心芯片、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技術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瓶頸突破，科技企業加速孵化、研究成果高效轉化等方面，形成自主創新、自主可控為引領的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發展新格局。

 

解決由于貿易摩擦、“科技冷戰”造成的引進國外領軍人才、先進技術、高端裝備與產業升級的困難，打贏美國對中國工業向全球產業鏈中高端升級、中國經濟向世界價值鏈中高端挺進的阻擊戰。

 

培育造就一大批高性能集成電路、下一代通信、人工智能、信息網絡安全、新能源、新材料、新制造、新通信等新興領域的“領頭羊”；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國際競爭力的“獨角獸”，以及一大批擁有專精奇特新技術新工藝的“小巨人”。

 

加快推進公私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統一部署，著力推進金融、電信、石油、電力、鐵路等壟斷行業的公私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別是新型基礎建設項目可以更多地采用PPP模式。中國聯通與騰訊、阿里巴巴、光啟的成功混改就是一個重大突破。“十四五”規劃會有更多期待。

 

加快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步伐，構建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習近平總書記任主任。

 

這一重大決定，再次向世人昭示，軍民融合是中國國家安全和發展的重大戰略，是興國之道、強軍之策、富民之舉，利黨利國利軍利民。軍民融合就是把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深深融入國家經濟、科技、教育、社會發展體系之中，為提高軍隊戰斗力提供豐厚的資源和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同時，將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大成果應用于國民經濟各個領域，轉化為社會生產力，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形成軍民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

 

未來30多年，是實施科教興國、人才強國、軍民融合與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代；是實施政治建軍、科技強軍、改革興軍、依法治軍，實現武器裝備現代化、為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提供一流武器裝備的新時代。

 

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我們長期探索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規律的重大成果，是從國家發展和安全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應對復雜安全威脅、贏得國家戰略優勢的重大舉措。

 

軍民融合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國防科技工業、武器裝備采購、人才培養、軍隊社會化保障、國防動員六大領域，以及海洋、太空、網絡空間、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六大新興領域，主要涉及思想觀念、體制機制、人才、技術、信息、資金六個方面的融合，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推進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建設改革發展，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實現興國強軍富民的戰略目標。

 

確立國民經濟、國防建設融合發展戰略和目標。按照需求牽引、技術推動，計劃調控、市場競爭，擴大開放、合作共贏，激勵創新、確保打贏的基本原則，推動我國科技創新與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協調發展。

 

既要制定包括中國民營企業在內的其他非國有經濟主體，參與國家科技創新、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的戰略規劃、管理體制、工作機制和法規政策，又要制定吸引世界各國科技領先人才和先進科學技術與產品參與我國科技創新、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的方針、政策、策略和路徑，使我國經濟建設、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建設，真正建立在全國乃至全球最先進的技術質量水平之上，逐步實現我國工業發展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目標，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強國和世界一流軍隊。

 

實施差異化競爭和不對稱發展戰略，率先推出具有獨特價值和創新特征的領先科學、技術和裝備，逐步化解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存在的“四強四弱”（外延性發展動能強、內生性發展動能弱；中低端產業發展能力強、高頂端產業發展能力弱，仿制生產能力強、自主創新能力弱；機械化裝備研制生產能力強、信息化裝備研制生產能力弱）的結構性矛盾，鑄造世界一流武器裝備，打贏未來任何強敵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形式發起的現代化戰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建立健全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舉國體制。建立健全軍民融合組織領導管理體系。隨著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及其辦公室（設秘書局、戰略規劃局、協調局、政策法規局）的組建與運行，2017年底，31個省市自治區黨委相繼組建完成軍民融合領導機構，標志軍民融合戰略實施的組織管理體系基本形成。

 

調整改革國防科技工業、武器裝備建設與軍隊后勤保障管理體制，將目前國防科技工業管理局、軍委裝備發展部和后勤保障部三大管理部門，調整組成中央軍委武器裝備管理部，統一領導和規劃管理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建設與后勤保障工作，提高武器裝備建設質量和整體效益。

 

調整改革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科研項目計劃管理體制。將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人才、技術、資金、設備、信息等優勢資源，納入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規劃計劃，調整改革不適應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和有礙民參軍的生產關系，從源頭上徹底解決軍民分離問題，徹底解決80%以上的軍民兩用科學技術（華為的5G通信技術，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的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技術，比亞迪、臥龍集團的新能源、新電機技術，深圳光啟、蘇州賽菲集團、江蘇恒神的新材料技術，中芯國際、寒武紀的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等等）、基礎建設、裝備建設等領域的分散管理體制導致的重復投入與資源浪費問題，提高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質量與整體效益，實現國家一份投入產生兩份、甚至多份效益的軍民融合新目標。

 

實行計劃控制與市場調節雙向投資管理體制。對關系到國防工業生產力布局和裝備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項目投資，必須服從國家的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

 

特別是關系到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國防工業和裝備建設投資項目，必須由國家投資控股，并在國家計劃調控下進行；而對具體的投資活動管理，則要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裝備建設規律的要求。

 

對國防工業和裝備建設一般性的投資項目，可運用市場調節和競爭機制，放給企業自主投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受國家計劃調控的有限競爭類國防工業和裝備建設投資項目，也要實行項目負責制和投入產出掛鉤的投資包干責任制。

 

建立健全國家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應急管理體制。

 

一是建立組織管理體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中統一領導下，成立國家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應急管理委員會，負責統一領導管理由國務院應急管理部牽頭，會同國務院其他部門組成的國家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應急動員組織體系和由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牽頭，會同中央軍委其他部門組成的國防動員組織體系。

 

二是健全工作運行機制。建立完善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地方屬地管理、分類分級實施、依法處置、規范操作、高效運行的國家和地區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應急管理機制。主要包括聯防聯控機制、應急管理培訓與協同演練機制、資源動員與調劑機制、重大風險研判決策監管機制。

 

三是完善法規制度。完善國家和地區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立即報告制度、事件性質研判和決策制度、應急響應制度、應急管理協同推演制度。通過對可能發生的涉及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國防安全、信息網絡安全、社會公共衛生安全等公共安全事件，進行情景想定、模擬推演與實戰演練，不斷完善國家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法律法規、政策制度和行動預案。

 

調整改革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政策法規。抓緊制定出臺基本法律。抓緊制定出臺軍民融合發展法，武器裝備采購法、武器裝備軍民一體化科研生產和維修保障法。明確軍民兩用人才培訓，軍民兩用網絡信息系統、安全保密系統、物聯網系統，機場、鐵路、公路、碼頭、醫院、油庫建設與使用管理辦法。

 

徹底清理阻礙民參軍尤其是阻礙軍品市場競爭的現有法規標準。清理、修訂影響民參軍的國家標準、國家軍用標準和行業企業標準，建立完善軍民融合知識產權管理制度、軍民兩用技術體制、質量管理制度、成本管理制度、服務保障標準等。

 

調整改革資金融合政策。充分發揮近2萬億國家科技投入政府基金的基石作用和對市場技術資本的引導作用，讓更多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進入到技術資本市場，讓低流動性的技術資本再轉變為高價值和高流動性的金融資本，使其成為中國經濟向內生型經濟轉型的科技金融動力引擎和創新驅動戰略的動力引擎，實現經濟增長不再依賴邊際效用遞減的投入方式，而是通過科技創新從供給端創造新需求的經濟增長方式。

 

充分發揮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及其辦公室的統籌協調職能，統籌規劃與集中使用國家軍民兩用重大科技專項資金、國家軍民融合產業基金、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建設戰略大后方建設資金，以及重點地區和行業軍民融合產業基金。

 

集聚全國全軍相關領域頂級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全力攻克一批長期制約我國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建設的短板、瓶頸難題，化解一些影響我國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大潛在風險。

 

此外，融合“七費”（武器裝備科研費、購置費、維修管理費、陣地建設費、使用保障費 與國防科研條件保障費、生產技術改造費）的統一使用管理，制定面向不同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的“七費”管理辦法。

 

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推進國防科技工業混合所有制改制、股份制改造和資產證券化進程，形成多元化投資格局，盡快打造由不同所有制企業的領軍人才融合而成的真正的“國家隊”。

 

建立專業的軍民融合股權投資、成果轉化、貸款擔保服務機構，量身定做激勵技術創新、化解新興領域重大項目研制風險的金融（保險）產品和服務方式，扶持所有推動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不同所有制主體共同成長，為軍民融合產業化發展提供精準的金融支持。

 

完善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建設投資管理辦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民營企業、中小科技企業和創業投資企業的資金，服務于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

 

建立完善適應價值規律、裝備建設發展規律的價格形成機制和管理制度。遵循價值決定價格的規律，對擁有獨立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對提升武器裝備作戰使用效能的高價值裝備，給以必要且適當的價格傾斜，激勵國防科技工業加快技術創新，促進高技術裝備的發展；遵循技術決定價格的規律，加強裝備技術的先進適用性論證和價值工程分析，確定合理的目標成本價格。

 

充分發揮價格杠桿對國防科技工業和裝備建設的促進作用，重視現代高技術研發的軟件和人力成本，通過靈活的定價辦法使自主創新投入的“倍加”的腦力勞動和軟件成本能夠得到補償，以激勵研制和生產創新。

 

建立價格激勵機制，合理確定客觀反映裝備作戰使用價值的價格構成，鼓勵承制單位自覺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加強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建立國防科技知識產權制度，積極開展對無形資產價值的評估，對技術先進、特別頂用、能夠明顯提升裝備體系戰斗力的技術或產品，按照物有所值原則給予獎勵性的合同定價。

 

積極摸索適合于裝備科研、生產、維修等不同階段和裝備不同性能、質量特點、采購數量的多種形式的計價管理辦法，體現優質優價原則。

 

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一個主要、七個重要”對民營企業的性質、地位、作用和推進民營企業發展作了全面系統深刻的闡述。

 

強調指出：“我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為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

 

習總書記講話后，為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全面激發民營經濟發展活力，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2019年10月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草案）》，以政府立法為各類市場主體投資興業提供制度保障。國家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出臺了一系列降稅減費、貸款優惠、財政支持、創新激勵的政策措施，推動民營經濟蓬勃發展。

 

改革開放40多年，伴隨黨和國家民營經濟發展理論認識的不斷深化和政策支持體系的不斷完善，我國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防建設的重要力量。

 

我國民營企業2700多萬家，注冊資本165萬億元，上繳了全國稅收的50%、創造了60%的GDP和70%的企業技術創新成果，提供了80%的城鎮勞動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和新增就業崗位。

 

華為、比亞迪、吉利、寧德時代、阿里巴巴、滕訊、百度、小米、京東、蘇寧、光啟等民營企業，代表未來新技術發展、新商業模式、新經濟形態、新生產生活方式，正在成為引領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先鋒，推動中國經濟轉型、開放，向中高端挺進。

 

全國15萬家高新技術民營企業，目前，只有近3000家參與了國防建設；20多萬項軍用技術和產品，僅解密發布了近萬項。軍轉民、民參軍的潛力巨大。“十四五”發布的軍轉民用技術和國防專利會成倍增加，必將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生產力提升。

 

2014年以來，軍委裝備發展部牽頭舉辦了五屆軍民融合高科技裝備成果展覽，展出了1100余家高科技民營企業、中國科學院、高等院校、非軍工國有企業的6100多項高科技成果。

 

還有四屆中國創新挑戰賽暨中關村三屆新興領域專題賽和中國先進技術轉化應用大賽，發掘了民營企業上千項先進技術成果，以及“十四五”期間還將展出更多更好的高技術裝備成果，為充實完善我國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提供了優勢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工程和國防建設很好的樣板與儲備，持續推進科技創新和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04

創新性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是創造一流武器裝備、打贏未來戰爭的根本保證。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走過了計劃經濟體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漫長歷程。面對世界政治形勢、經濟格局、軍事斗爭、科技文化領域的重大而深刻的變革，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應當充分體現改革創新要求，加快體制機制創新、科學技術創新、管理制度創新，確保規劃任務的全面落實和圓滿完成。

 

認真總結我國計劃體制（1949—1979年）的成功經驗。新中國成立不久，在科技資源稀缺、國家經濟實力較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全面封鎖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我國在較短時間內有計劃高度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科技創新活動，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

 

突出的成就是建成了156項國家重點工程項目，研制成功了“兩彈一星”、人工合成胰島素和青蒿素，培育形成了一大批“又紅又專”的領導干部和頂級科技人才隊伍，奠定了我國的大國地位和后40年改革發展的深厚基石。

 

立足國內，以激發微觀經濟活力與動能為核心，加快宏觀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歷經幾十年，從價格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到國有企業改革、產權制度改革，收效甚微，至今沒有找到改革的關鍵和鑰匙。

 

經濟發展的基礎在企業、經濟發展的活力在企業、經濟發展的動能在企業、經濟發展的質量在企業、經濟發展的效益在企業。因此，夯實企業發展基礎，激發企業創新活力，釋放企業新舊動能，應當是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

 

企業發展基礎和創新活力來源于企業人才，而中國科技、經濟、法律、管理等方面的人才絕大多數集中在黨政機關、國有研究院所、高等院校、軍工集團，最需要人才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卻很少，這是當今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活力與動能不足的根本原因。

 

我們的規劃項目流、資金流、信息流都比較順暢，恰恰對實現規劃起決定性作用的人才流呆滯嚴重（從人力資源配置上，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創新的主體。我國科研隊伍中一半以上的中國科學院院士、40%以上的“杰青”都集中在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與之對照的是，截至2016年，全國177個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只有9名“杰青”、71名“千人計劃”入選者）。

 

一方面，要按照中辦國辦《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大力鼓勵黨政機關、中央企業、國有研究院所、高等院校、軍工集團的人才流向優勢民營企業，夯實微觀經濟基礎，增強企業創新活力，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高效益發展。

 

另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加強黨和政府對民營企業的領導與管理，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完善精準有效的政策環境，健全平等保護的法制環境，鼓勵引導民營企業創新發展。

 

建立健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科學、工程技術與經濟社會平衡發展、協同發展、創新發展的組織機構、政策制度、規劃計劃、資源保障體系和“五大”機制。

 

建立跨國界、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跨專業的科技創新組織領導管理體系，推進科技創新的大開放、大聯合、大發展。

 

鼓勵非公有制經濟主體以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獨特優質產品、先進工藝技術或資金參與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集中全社會力量推進科技創新發展。

 

建立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先進技術和產品進入武器裝備科研生產維修的直接通道與競爭機制，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驅動關鍵技術的突破。

 

調整改革有礙科技創新的生產關系和政策制度，從源頭上徹底解決80%以上的軍民兩用科學技術領域的分散管理體制導致的重復投入與資源浪費問題，提高國家科技發展和國防科技工業與武器裝備建設質量效益。

 

建立健全科技創新機制。

 

一是政學研產用協同創新機制。聚焦基礎科學項目、重大技術項目、關鍵共性技術、關鍵工藝項目、前沿引領技術、應用型技術，建立健全政府和軍隊需求牽引、院校和研究機構科學研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協同設計生產、政府采購與軍隊采購使用支持的科技教育創新政學研產用協同創新機制和創新成果收益共享機制。

 

開展跨學科跨領域協作攻關，聯合提升原始創新能力、聯合攻克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形成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成果轉化、產業創新、人才流動全流程創新鏈與產業鏈。

 

二是新業態新模式孵化培育機制。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新興產業的加速轉化（高性能集成電路技術每兩年更新一次，全球科技知識每四年更新一次）正在對世界各國經濟結構和全球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分布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新興領域顛覆性開創性革命性的科技創新不斷涌現，這些創新的成熟和商業化應用催生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生態。

 

具有強大賦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通用技術的廣泛應用及其與其他產業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動傳統工業向 “新四化”（綠色化、智能化、服務化、定制化）發展。

 

5G、網絡安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衛星導航等新型基礎建設領域，是公私混合軍民融合平戰結合實施PPP模式最具潛力的領域，是發展平臺經濟、共享經濟、體驗經濟新業態，加快形成經濟社會發展新動能的關鍵領域，是推動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與制造業、服務業融合，打造新興科技企業孵化平臺、工業互聯網平臺和產業升級平臺的重要支撐。

 

三是持續長效保障機制。建立健全科技創新持續的人才保障、技術保障、設備保障、資金保障、信息保障、政府與軍隊持續采購保障機制；設立產業投資、創業投資、股權投資、科技創新、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軍民融合產業基金。四是特事特辦與快速響應機制。

 

遇到戰爭或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社會安全等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其他特殊性、探索性、應急性、法律法規未定性且對科技教育創新發展具有重大作用的事項，啟動特事特辦與快速響應機制（立即發生發現、立即報告、立即處置、立即評估、立即閉環）。

 

制定與落實激勵科技創新法規政策。抓緊制（修）訂遵循科學規律（實踐性、必然性、系統性、漸進性、不確定性、可持續性）、體現創新精神（理性與沉淀精神、求實求真精神、批判和懷疑精神、創造與探索精神、改革與創新精神、平權與團隊精神、奉獻和人文精神）、突顯社會價值（科技創新回報與成果價值匹配）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法、知識產權法、專利法、科技成果轉化法等法律法規。

 

在思想觀念、資源配置、人才培養、獎勵政策等方面，把社會科學、管理科學發展擺到與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同等重要的地位，改變我國自然科學比工程技術落后，社會科學和管理科學比自然科學更落后的局面。

 

國家通過調整制定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無息貸款、保險保護、價格傾斜等政策，國防科技工業和軍隊裝備采購部門通過制定科學合理的鼓勵競爭、激勵創新的合同條款，著力激勵那些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創新成果、對推動基礎科學、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建設發展進步，做出突出貢獻的各類單位及其創造者。

 

按照“誰投資誰所有、誰創造誰擁有、誰轉化誰享有” 的原則，完善科技人員知識產權激勵機制，允許科技成果創造者擁有部分知識產權和長期使用權，并以法律或合同形式進行事先確權，通過轉讓、入股、使用費、現金獎勵等多種靈活形式，實現相應回報，最大限度地激勵科技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調整改革人才管理政策制度。調整改革高端人才引進、培育、調配、流動、使用管理政策制度，制定完善人才事業發展、資金、戶籍、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全面優待政策，吸引一大批國內外著名科學家、新興領域技術領軍人才、杰出管理人才，加入科技教育創新人才隊伍。

 

對同時帶來高技術項目的團隊，給予更加優厚的特別政策支持。聚集世界科技精英，融合國內不同所有制主體的頂級科技人才、領先技術和優質產品，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高質量發展，提高國家科技競爭力和社會生產力。

 

堅決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關于改進加強中央財政科研項目和資金管理辦法若干規定的通知》《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管理改革的方案》《關于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國務院關于優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績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抓好賦予科研機構和人員更大自主權有關文件貫徹落實工作的通知 》《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深化科研項目資金管理政策改革、科技資源配置機制創新、科技創新人才激勵、知識產權制度改革、科研績效評價與獎勵制度改革，建立以目標和績效為導向的科技計劃體系。

 

激發和鼓勵一大批科學家、企業家、高級管理人才和大國工匠，以獨樹一幟的科學思想、獨到之處的科學觀點、獨具匠心的科學發現、獨辟蹊徑的技術路線、獨一無二的品牌價值，協同攻克硬科學、黑科學、軟科學等基礎科學領域的一個個“哥德巴赫猜想”，集中力量突破高性能集成電路、航空動力、人工智能等“卡脖子”技術，引領中國科學創新、技術創新和現代科技引領的管理創新協調發展，引領中國國防科技工業和武器裝備建設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打造一流武器和裝備，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利益、保衛人民安全。

05

預見性

 

預防，是做好任何一件事情最重要、最經濟、最難能可貴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方式方法。重大工程裝備和武器系統在設計階段1美元的可靠性投入，可以節省30美元的制造、維修、保障費用；投入預防的醫學費用效費比遠遠高于投入治療的醫藥效費比。

 

因此，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應當充分發揮規劃計劃的預防功能，總結吸取國內外發生的重大突發公共安全事件防控治理經驗與教訓，科學預測隨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生命科學和人類經濟社會文明的發展進步，可能發生且可以預防的給國家和人類未來公共安全（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社會安全等）帶來的種種危害與危機，制定以預防為主、以提升我國基礎設施抗災力（包括信息網絡）、國家動員力、政府公信力、輿論引導力、疫苗研制生產與使用管理能力為核心的國家公共安全預防治理的戰略方針、政策法規、規劃計劃和行動預案，最大限度地預防過度開放、過度競爭引發的金融風險，預防虛假融合、虛假改革、虛假創新帶來的信任危機，提高預防效能，降低危機風險。

 

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使我們人類每個人的身體經受一次免疫、心靈受到一次洗禮、思想得到一次凈化。我們遠遠低估了這次疫情對全球政治、經濟、貿易、科技、文化、社會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和深刻影響。

 

面對這次來無影、去無蹤的新型、頂級、強壯、傳染性巨大的病毒，如果我們事先有預防為主、預警先行的理念、法律和預案指引，有“立即發現、立即報告、立即隔離、立即防治、立即閉環”的應急快速響應機制，有“救人比救市”更重要的觀念和措施，應該不會是今天這樣的嚴重局面。可見，防患于未然本是規劃計劃至關重要的應有之意。

 

我國應對這次罕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顯著成效，充分體現了我國正在建立的公私混合軍民融合平戰結合的新型舉國體制強大的制度優勢。

 

本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和全球資本市場的大潰敗（截至2020年3月24日，美國前20家上市公司市值一個月內銳減近20萬億人民幣。其中，蘋果減少2.5萬億元、微軟減少2.1萬億、波音減少63%、埃克森美孚和花旗銀行減少50%），充分暴露了西方資本世界的自私、貪婪的本性和虛化、寄生的本質。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走向政治倒退、經濟衰退、文化消頽與社會危機，這正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吸引歐美頂級人才、先進技術、高端裝備、優質產品、避險資金的最好時機。

 

只要我們堅持底線思維、戰略思維、主動思維，從最壞處著想、向最好處努力，我國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社會發展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