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態勢與展望
來源：未知 日期：2016-10-14 點擊：次
2015年， 我國區域政策效應和規劃引導作用不斷顯現， 區域經濟增長分化態勢明顯， 三大戰略對重點區域產生重要影響， 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創新引領作用凸顯， 城市群空間格局進一步優化， 區域改革開放呈現新亮點。
2016年， 隨著我國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深入實施， 三大戰略的引領作用將進一步凸顯， 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化態勢仍將持續， 落后區域將得到更多關注， 在區域性改革與創新新動能的推動下， 區域經濟發展將呈現新的景象。
“一帶一路” 、 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的實施， 使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格局更加清晰， 政策體系更加完善， 形成了四大板塊和三個支撐帶的空間戰略格局。2015年， 在經濟下行壓力下，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一些新動向。2016年， 隨著我國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深入實施， 三大戰略的引領作用將進一步凸顯， 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化態勢仍將持續， 落后區域將得到更多關注， 在區域性改革與創新新動能的推動下， 區域經濟發展將呈現新的景象。
一、 2015年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態勢及存在問題
2015年，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經濟運行面臨諸多沖擊與挑戰， 科學判斷區域經濟發展態勢， 對于促進各地區的持續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黨中央、 國務院頒布實施一系列區域經濟政策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但區域經濟發展中仍然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一） 2015年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
我國實行針對不同區域的發展戰略， 使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得到進一步發揮， 區域政策效應和規劃引導作用不斷顯現； 2015年， 三大戰略加快推進， 對重點區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區域經濟增長格局呈現西快東慢、 增長分化態勢， 以城市群為核心的城鎮空間發展格局進一步優化， 區域創新能力分布格局呈現出東高西低的發展態勢， 區域改革開放呈現新局面。
1.區域政策效應和規劃引導作用不斷顯現
（1） 區域政策效應進一步凸顯
綜觀新中國成立至今的60多年， 區域經濟政策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新中國成立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 基于國防和備戰的考慮， 采取了區域均衡發展的策略。這一階段極大地促進了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 縮小了其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二是改革開放的前20年， 遵循效率優先的原則， 區域政策向東部傾斜， 形成了“經濟特區 — —沿海開放城市 — —沿海經濟開發區 — —內陸” 的梯度發展格局。然而， 這一政策使得區域差距進一步拉大。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存在較大落差， 無法有效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
三是西部大開發至今， 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統籌區域發展的政策措施， 包括東北振興戰略、 中部崛起戰略等。根據這些大的戰略方針， 通過財政轉移支付、 基礎設施投資、 財稅優惠政策等手段對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給予了政策傾斜，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西部地區保持了較快的經濟增速， 東北增速下降有所放緩。2015年， 政府以總體發展戰略為基礎， 著力推動三大戰略。以三大戰略為引領， 逐步形成以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這些政策正在逐步改變我國的發展格局， 推動我國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2） 區域規劃的引導作用進一步增強
區域規劃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之前， “優先發展重工業、 建立戰略防御型經濟體系、 均衡發展” 。二是改革開放前20年， 重點實施東部沿海地區對外開放戰略， 先后設立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沿海經濟開放區。三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 重視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2015年， 在繼續執行以往規劃基礎上， 不斷完善原有的規劃體系， 先后發布了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 《長江經濟帶發展水利專項規劃》 《長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治理規劃》 等規劃。這些區域發展規劃為國家總體發展戰略以及地區發展規劃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對于區域空間發展、 資源開發、 環境整治等重大戰略問題， 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有效推動了相關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 跨省區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 跨省區統一市場的形成以及跨省區橫向經濟的聯合與協作。
2.區域經濟增長格局呈現西快東慢、 增長分化態勢
（1） 區域經濟增長分化態勢明顯
2015年，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集聚效應更加顯著， 基于傳統比較優勢， 依托本地資源的 “自身消耗型” 的區域發展路徑， 越來越難以適應新常態下區域發展環境的變化。以省級行政級別為區域經濟增長分化態勢考察視角， 2015年增速較快的省（市） 有重慶、 貴州、 西藏、 天津、 江西、 福建等， 全年GDP增速超過9%， 尤其是重慶、 貴州經濟增速超過10%； 湖北、 安徽、 云南、 湖南、 新疆、 江蘇、 廣西、 青海、 河南、 甘肅、 山東、 浙江、 陜西、 寧夏等省 （區） 增速在8%—8.9%； 四川、 海南、 內蒙古3個省 （區） 在7%—7.9%； 而上海、 北京、 河北、 吉林、 黑龍江、 山西、 遼寧等省市增速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6.9%， 特別是遼寧、 山西等資源重化工業大省經濟下行趨勢明顯， 經濟下行的壓力較大 （見表1） 。
（2） 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穩定， 中、 西部地區加快追趕， 東北地區經濟結構加快調整
從東、 中、 西部地區及東北地區GDP增速來看（見圖1） ， 東部地區在創新驅動、 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行動等國家戰略導向下， 重點圍繞創新發展， 在新產業、 新技術和擴大國際合作、 出口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 但經濟增速略有下降。中西部地區加快追趕， 中部地區在新興業態培育、 研發轉化、 擴大消費和城鎮化建設投資等方面繼續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西部地區加大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投資， 不斷培育新消費熱點， 發展并壯大優勢產業， 進一步促進向西開放； 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快于東部地區， 但由于經濟總量的差距，并未與東部地區在經濟總量上縮小差距； 東北地區以 《關于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 頒布與實施為新契機， 在提高產業投資質量、 培育新興產業、 培育新消費熱點、 推進東北亞區域一體化等方面新培育經濟增長動力， 但東北地區整體上經濟增速最低， “振興東北戰略” 依然任重道遠，未來必須進一步加快經濟轉型。
從東、 中、 西部地區及東北地區GDP占全國比重來看 （見表1） ， 東部地區占比逐漸降低， 中西部地區占比明顯增大， 東北地區占比變化不明顯。改革開放初期， 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優越的區位優勢及政策優勢， 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型產業迅速發展壯大， 與中西部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末， 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及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戰略， 以加快中西部及東北地區的發展。近年來， 東部地區由于土地、 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 超出部分企業的承受能力， 人才、 技術及資金開始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產業轉移給中西部地區帶來更多的增長動力， 使中西部延續了東部前些年快速發展的勢頭，進一步加快了中、 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步伐，縮小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發展差距 （見表1） 。
3.三大戰略對我國重點區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2015年， 京津冀協同發展、 長江經濟帶、 “一帶一路” 三大戰略加快推進， 區域發展新格局已初步形成， 對區域經濟帶動作用不斷凸顯， 對重點區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1） 京津冀協同發展穩步推進， 重點領域率先突破
2015年4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 ， 標志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新階段。2015年， 京津冀協同發展取得重大進展： 一是在交通建設領域， 京臺、 太行山高速等重點項目加快推進， 多條高速公路對接方案正在編制中， 京津冀公交一體化建設初見成效。二是在生態環保領域， 京津冀成立了鋼鐵行業節能減排產業技術創新聯盟， 簽署了 《京津冀區域環境保護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協議》 ， 有效推進了生態聯防聯控。三是在產業發展領域， 重點推進曹妃甸協同發展示范區、 北京新機場臨空經濟合作區、 張承生態功能區、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建設， 區域產業一體化建設步伐加快。四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存量疏解取得顯著進展。2015年北京污染企業退出326家， 拆除清退商品交易市場80個， 對70個市場進行升級改造； 通州行政辦公區一期建設的土地拆遷工作已完成， 相關規劃設計方案已編制， 亟待開工建設； 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建設發展基金正式啟動， 涉及基礎設施、 公共服務、 環境改善、 科技創新四個重點領域建設。
（2） 長江經濟帶建設有序開展， 東、 中、 西部地區互動合作格局初步形成
長江經濟帶是我國推進區域協調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載體， 2015年， 長江經濟帶建設有序開展： 一是上海自貿區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集聚輻射效應不斷顯現。借助于自貿區的境外投資平臺， 企業境外投資增長顯著。2015 年 18 月，累計辦理境外投資項目510個， 中方投資額166.13億美元。二是長江沿線安徽、 湖北等11個省市相繼出臺了貫徹國家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實施意見， 積極融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 重大項目建設啟動， 包括長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 商丘經合肥至杭州鐵路、 貴州省遵義至貴陽高速公路擴容、 重慶巫山機場建設等。三是長江經濟帶管理體制不斷優化。例如， 取消了7項中央級設立的有關水運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起草了支持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有關政策文件等。
2015年， 國家出臺了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 。2015年， 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邊境地區經貿合作取得一定進展： 一是東部地區已初步形成與東南亞國家經貿合作的新局面。通過參與印度尼西亞、 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基礎設施建設， 輸出國內鋼材、 水泥等優質過剩產能， 推動企業 “走出去” 。二是西部邊境地區經貿合作交流不斷深化。2015年， 西藏與尼泊爾經貿合作進一步深化， 經貿洽談會議級別提升， 航空領域合作不斷拓展； 西藏與印度共同舉辦宣傳活動， 與吉隆口岸跨境經貿合作建設取得顯著進展；新疆與中亞、 南亞、 西亞等國合作交流不斷加強， 已開通國際道路運輸線路107條， 與周邊國家交通運輸合作機制不斷完善。
4.以城市群為核心的城鎮空間發展格局進一步優化
（1） 中國城市群進入加速發展階段
近年來， 全國各城市群在推進區域一體化和協同發展上不斷取得共識， 城市群正逐漸從數量 — —規模增長過渡到質量 — —內涵增長的新階段， 從“鋪攤子、 擴圈子” 的粗放型城市化進入 “調結構布局、 深度城市化” 的加速發展期 ① 。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草案） 》 提出， 未來要進一步優化城鎮化布局與形態， 加快以城市群為載體的城鎮化發展建設， 優化提升東部京津冀、 長三角、 珠三角三大世界級城市群， 提升山東半島、 海峽西岸城市群開放競爭水平。加快培育中西部城市群， 發展壯大東北地區、 中原地區、 長江中游、 成渝地區、 關中平原城市群， 規劃引導北部灣、 晉中、 呼包鄂榆、 黔中、 滇中、 蘭州—西寧、 寧夏沿黃、 天山北坡城市群發展， 形成更多支撐區域發展的增長極 ② 。
至此， 由19個城市群組成的城市群空間結構正式納入國家 “十三五” 規劃， 形成由陸橋通道、 沿長江通道為橫軸， 以沿海、 京哈京廣、 包昆通道為縱軸，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布、 協調發展的 “兩橫三縱” 城市化戰略格局。
（2） 東部三大城市群領跑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在中國經濟版圖上， 京津冀、 長三角和珠三角已然成為我國最主要的三大城市群。2014年京津冀、 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重點城市群的GDP達到6.6萬億元、 10.6萬億元、 7.8萬億元， 分別占全國的10%、 15%和12%， 總共占37% ③ 。京津冀城市群的快速發展在于定位準確， 各城市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 錯位競爭， 形成區域間產業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聯動機制。在頂層設計方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 ， 在空間上明確了以 “一核、 雙城、 三軸、 四區、 多節點” 為基本架構的網絡型空間格局， 推動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構建以交通干線、 生態廊道為骨架的網絡型城市群架構。長三角城市群是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 城鎮分布最為密集的地方， 目前已成為國際公認的六大城市群之一； 城市群內部空間結構合理， 形成了由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鎮等構成的規模結構合理的 “金字塔型” 等級結構， 有利于核心城市人口、 職能疏解， 實現各級城市的錯位分工， 充分發揮城市群的整體優勢。珠三角城市群充分發揮改革開放以來 “試驗田” 的作用， 吸引和集聚全國人才、 資金及技術等生產要素。進入新世紀， 推動珠三角城市群經濟與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動力因素發生巨大變化， 原來的外資導向型的工業化模式和城市化模式也因此出現了新的趨向， 新的動力主要來源于城市經濟的發展以及民間資本的壯大。
（3） 中西部城市群輻射帶動作用更加明顯
隨著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深入推進和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加快， 中西部地區推進城鎮化的空間巨大。成渝、 中原、 長江中游等城市群加快發展， 成為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成渝城市群是我國面向中亞、 西亞、 歐洲等開放合作的橋頭堡， 是西部地區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 經濟發展基礎較好、 發展潛力較大的城市群之一。目前， 成渝城市群在經濟總量、 經濟密度及綜合競爭力等方面僅次于京津冀、 長三角及珠三角， 裝備制造、 電子信息及新能源等產業在全國占據重要地位， 是西部地區重要的商貿物流、 旅游目的地。
中原城市群致力于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 提升鄭州作為中部地區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 充分發揮洛陽作為區域副中心的作用， 加強城市間分工合作， 推動交通一體化、 產業鏈接、 服務共享、 生態共建， 努力建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開放型城市群。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國具有優越的區位條件、 交通發達、 科技教育資源豐富的城市群之一， 在中國未來空間開發格局中， 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和意義。隨著中心城市武漢市綜合經濟實力的增強， 區域內的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
5.區域創新能力東高西低， 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發揮創新引領作用
（1） 我國區域創新能力分布呈現東高西低格局
我國區域創新能力的總體分布格局比較穩定，呈現出東高西低的空間特征。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小組發布的 《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5》 顯示： 東部地區一直以絕對優勢處于第一位，排名穩定而且領先優勢逐漸擴大； 中西部地區整體偏弱； 東北地區的創新能力總體下降， 亟須激活創新活力。在東部地區中， 尤其是江蘇、 廣東、 北京、上海、 浙江、 山東、 天津、 福建等8個省市創新能力強， 居于全國前十位， 僅有海南處于全國中游區， 河北創新能力總體不強， 排名第23位， 處于全國下游區。中部地區中僅有安徽創新能力排名第9位于全國上游區， 湖南、 湖北、 陜西、 河南和江西5個省處于中游區， 內蒙古自治區和山西省處于下游區。西部10個省市中僅有重慶處于上游區， 四川、 廣西、 甘肅3個省 （區） 處于中游區， 貴州、 云南、 寧夏、 新疆、 青海、 西藏6個省 （區） 處于下游區。東北地區中遼寧處于中游區， 黑龍江和吉林均處于下游區。與2014年相比， 大部分地區創新能力變化不大， 排名前九位的省市沒有任何變化， 形成了持續的創新驅動發展機制； 大部分中西部地區創新能力增長較慢， 但也有部分省市增長較快， 2015年內蒙古和貴州上升幅度較大， 重慶在2013年創新能力上升到西部第1位后， 在全國排名第8位并保持至今； 東北地區創新能力排名連續兩年下滑。
我國區域創新能力分布格局和經濟發展水平分布格局大體一致。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 創新投入大， 創新資源豐富； 在長期的外向型經濟發展中， 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明顯； 大型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和產學研結合的主導； 創新環境友好度高。正是這些有利因素， 使得東部地區的創新能力很強。長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冀區域有望成為我國的區域創新極。中西部和東北的大部分地區創新基礎薄弱， 市場化水平低， 創新環境較差， 創新能力和東部地區有一定差距。
（2） 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發揮創新引領作用，成為提升區域創新能力的重要支點
我國建設的各類產業園區是區域創新的重要支撐。目前， 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在全國的布局已經基本成型， 除西藏外， 全國31個省 （市區）
都有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2014年， 國家高新區內企業營業總收入達到22.2萬億元， 生產總值占全國GDP的10.4%。高新區內高新技術企業呈現出明顯優勢和較強競爭力， 工業增加值率和凈利潤率分別高于高新區總體水平的0.6%和0.9%， 凈利潤率比全國高新技術企業平均水平高0.8%。在科技創新方面， 截至2013年底， 全國114家國家高新區內企業R&D經費內部支出占全國企業R&D經費支出的38.2%， 當年專利授權量16.6萬件， 發明專利授權量占全國發明專利授權量的24.5% ④ 。高新區成為區域創新的重要策源地。為推進創新和高技術產業發展， 從2009年開始， 國家先后批設了11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 探索創新發展經驗。這些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是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試驗地， 在技術創新、 產業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發揮了引領作用， 成為提升區域創新能力的重要支點。例如， 中關村最近幾年深入實施以 “1+6” “新四條” “新新四條” 為代表的體制機制改革， 圍繞擴大開放式創新、 新業態監管模式創新、 央地融合創新等重點改革領域， 推動70余項改革舉措， 形成了主體協同、 要素聚合、 環境友好、 內外循環運行有序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近五年， 西安高新區主要經濟指標保持年均25%以上的增長速度， 目前已經成為全國重要的科技創新中心、 西部開發開放戰略高地， 在西部大開發和 “一帶一路” 建設中發揮著先鋒引領和示范帶動作用。
6.區域改革開放呈現新局面
（1） 區域改革不斷深化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一年，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深改組會議11次， 共審議通過意見、 方案63份， 其中有關經濟方面的意見、 方案13份， 涉及醫療、 國企改革、 負面清單、 稅收體制、 自貿區、 貿易、 創新等方面。這些意見或者方案大多與區域經濟息息相關。一是出臺了全面創新改革總體方案。京津冀的改革試驗主要著眼于區域協同發展， 上海著眼于長三角核心區域率先創新轉型，廣東珠三角著眼于深化粵港澳創新合作， 安徽合蕪蚌和武漢促進產業 “承東啟西” 轉移和調整， 四川成德綿和西安著眼于加速軍民深度融合發展， 沈陽著眼于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取得積極進展。改革明確三個重點： 推動要素市場一體化改革， 包括推進金融市場一體化、 土地要素市場一體化、 技術和信息市場一體化等。三是長江經濟帶共謀綠色發展。長江沿岸27個城市達成 《長江流域環境聯防聯治合作協議》 ， 探索設立區域性環境資源交易平臺、 組建環保產業聯盟、 建立流域上中下游生態補償制度等。
（2） 對外開放穩步推進
深入實施四大板塊和三大戰略， 通過雙邊、 多邊、 區域、 次區域開放合作，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 打造橫貫東中西、 聯結南北方的對外經濟走廊，推進長江經濟帶、 絲綢之路經濟帶、 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擴大內陸邊疆地區開放。這一系列戰略舉措， 其目標就是要推動進一步形成和深化全方位改革開放的新格局。主要有三方面進展： 一是大力推進 “一帶一路” 戰略。中國與相關國家合作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宗旨在于促進亞洲區域的建設互聯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并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二是加大了自貿區建設力度。批準了廣東、 福建、 天津自貿區總體方案以及上海自貿區進一步深化改革方案， 積極與沿線有關國家和地區發展新的自貿關系， 逐步形成立足周邊、 輻射 “一帶一路” 、 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三是加快沿邊開放步伐。2015 年 12月， 國務院印發 《關于支持沿邊重點地區開發開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 ， 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 綠色、 開放、 共享的發展理念， 支持沿邊重點地區開發開放。進一步與鄰國相互擴大市場開放，深化海關、 質檢、 電子商務、 過境運輸等全方位合作， 提高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 挖掘區域貿易新增長點。推動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由簡單商品貿易向更高級的相互投資轉變， 形成貿易與投資良性互動、 齊頭并進的良好局面。
（二）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三大發展戰略以及諸多區域規劃的頒布與實施， 我國經濟發展穩中有進， 但區域產業同構現象依然嚴重； 區域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 區域科技資源沒有有效轉化為技術創新能力， 區域創新仍然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制約區域創新能力的發揮。
1.區域產業同構現象依然嚴
重區域分工模糊導致區域產業結構趨同嚴重， 強化了地方保護主義傾向， 使得不同地區不顧自身比較利益， 限制區域之間的分工與合作， 阻礙了區域專業化的形成。在區域分工方面， 資源-加工型的垂直區域分工格局阻礙了區域間產業的協調發展與結構優化升級， 不利于區域經濟向更高層次邁進； 在區域合作方面， 由于區域利益矛盾的存在， 地方政府紛紛利用行政手段制造區域間的合作壁壘，導致區域間的利益矛盾與沖突仍然十分頻繁。例如， 有資料表明， 全國曾有17個省份將光伏產業作為區域未來發展的主導產業， 很多市縣也提出大力發展物聯網產業； 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11） 指出， 除西藏外， 各省市幾乎都將新能源產業作為自身未來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這樣的產業發展定位與布局極容易造成產能過剩與資源浪費， 不利于未來產業轉型升級。同時， 在相同產業內部， 各區域都將發展方向定位于產業生產主體部分， 較少考慮配件部分， 區域間專業化分工無序， 難以形成產業發展的錯位分工與合理布局 ⑤ 。
2.區域利益矛盾協調機制不健全
在區域協作過程中， 地方政府往往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使得區域協作過程中存在各種利益的爭奪， 產生各種利益沖突， 進而嚴重阻礙了區域協同發展。區域利益矛盾協調機制不健全， 制約了城鄉統籌、 生產要素自由流動、 基礎設施共享共建和各類資源優化配置等區域發展共同目標的實現。一是對于跨區域的重大項目或者企業所帶來的財政收入缺乏分享機制。各地方政府為了在招商引資中搶占先機， 爭奪投資項目落戶本地， 競相壓價出讓土地， 有的甚至違規使用優惠稅費政策或者稅費返還， 采用變相的補貼或優惠方式， 暗自違法降低環保標準， 相互攀比出臺各類優惠政策。二是產業轉移稅收分享機制不健全。2015年財政部發布了 《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轉移對接企業稅收收入分享辦法》 。該辦法開啟了稅收分享的先河， 但是只限于年稅逾2000萬元的企業， 地點也僅限于京津冀。我國其他地區缺乏類似的機制， 以至于有些地方政府不愿意當地企業轉出， 給產業轉移設置變相的壁壘。三是跨區域公共物品供給缺乏成本分擔機制以及利益補償機制。由于都希望搭便車， 跨區域的公共物品長期得不到重視， 尤其是環境保護方面， 都想將污染治理成本進行轉嫁。
3.區域生態環境防治任務艱巨
當前我國的區域生態環境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盡管污染物排放總量逐年下降， 但公眾感受到的環境質量與公布的數據仍有差距。在傳統煤煙型污染尚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 以臭氧、 細顆粒物（PM25） 和酸雨為特征的區域性復合型大氣污染日益突出。區域內空氣重污染現象大范圍同時出現的頻次日益增多。據中國氣象局發布的 《2015年中國氣候公報》 顯示， 2015年我國全年共出現11次霧霾， 特別是2015年11—12月， 京津冀、 東北、 黃淮地區出現大范圍重霾， 25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為重度污染， 是2015年最為嚴重的一次霧霾天氣過程。盡管在區域大氣環境污染防治聯防聯控方面，以京津冀、 長三角為典型的區域出臺了多項政策、規劃和措施， 但仍存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導致的管理措施難以協調、 制度保證機制不健全、 聯動實施細則缺乏、 聯合執法機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問題， 管理機制上的壁壘尚未完全破除。
4.區域轉型發展仍需深入探索
我國各區域轉型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然面臨一些問題， 需要深入探索。長三角地區致力于科技創新， 進行轉型發展， 但是市場機制不暢、 創新能力不足、 人才流失等問題阻礙了轉型發展； 中小企業因經營成本上升， 外部需求疲弱， 生產經營困難較大。珠三角地區轉型升級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歇， 致力于改變在國際分工中長期處于產業鏈低端的狀況， 但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比較粗放， 盈利能力和發展水平有待提高； 核心技術優勢不足， 在技術、品牌等方面對外依賴性比較強， 以科技創新為代表的新增長點尚未培育成熟， 缺乏拉動經濟增長的新主動力。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正在推動中， 但仍面臨很多問題： 京津冀地區資源環境與發展矛盾尖銳， 經濟和社會發展差距較大， 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不盡合理。東北地區雖然轉型十多年， 但轉型步伐較緩慢， 難以突破轉型困境。東北經濟以資源型工業為主， 經濟結構偏重。國企比例大， 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比例小， 市場經濟不發達， 民營經濟發展缺乏氛圍。制約東北地區的體制性、 機制性和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 需要加快形成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可持續發展機制。
5.區域創新能力建設中仍然存在制約因素
創新在我國區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仍然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制約區域創新能力的發揮。區域創新能力存在層次性， 東部地區高， 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低。東部地區創新環境好，創新資源的集聚能力強， 區域政策有利于創新活動； 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創新相對不活躍。在當前制度框架下， 政府在區域創新能力建設中起著重要作用。創新能力的區域差異彰顯不同區域的政府發揮作用的方式和側重點不同。區域科技資源沒有有效轉化為技術創新能力， 尤其是東北地區。國家在東北地區建設了一批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布局了一大批裝備制造業企業、 能源原材料產業。但科技創新成果本地轉化較少， 科教溢出效益不夠。我國自上而下的科技資源配置方式決定了創新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企業。企業缺乏科研投入積極性， 創新水平低， 核心技術依賴于國外。
在我國28000多家大中型企業中， 僅有25%的企業擁有自己的研發機構， 其中不少還是政府部門 “指定” 掛牌的， 75%的企業沒有專職的研發人員 ⑥ 。創新文化氛圍還沒有形成， 企業間相互拆臺、 惡意挖人才的現象比較普遍。缺乏區域適配性政策支持， 亟待進行公共治理方式和公共政策創新。區域創新平臺建設不足， 創新資源整合能力不強， 科技成果轉化的服務組織專業性不足， 共性關鍵技術突破缺乏應有的制度保障。
二、 2016年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展望及戰略思考
2016年是我國 “十三五” 規劃開局之年， 也是新一輪區域格局加速形成的時期。世界經濟復蘇乏力， 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在長時期內將仍然存在， 我國的國際貿易環境仍然面臨較大壓力， 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發展的緊迫性突出， 結構性產能過剩等問題亟待解決， 創新、 協調、 綠色、 開放、 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對區域發展提出了新要求。
2016年， 我國將繼續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三大戰略引領區域發展的作用將進一步增強， 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化態勢仍將持續， 創新將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落后區域受到更多關注，區域發展短板效應加快消除， 區域改革將打破要素流動障礙。
（一） 三大戰略引領區域發展的作用將進一步增強
三大戰略是 “十三五” 時期我國應對國際國內宏觀經濟風險的重要部署， 對于我國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具有重要戰略意義。2016年三大戰略對區域發展的引領與帶動作用將進一步增強， 區域未來發展方向將進一步明晰。
1.京津冀地區率先突破領域和重點區域建設持續推進
隨著 《 “十三五” 時期京津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的出臺以及各專項規劃的編制與實施，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宏偉藍圖即將展開。2016年， 京津冀地區重點領域與重點區域建設將繼續推進： 一是在 《京津冀協同發展交通一體化規劃》 框架下， 各專項規劃將相繼編制與實施， 交通設施建設仍將持續推進， 服務于北京新機場、 冬奧會的交通設施重大項目將優先開展。二是京津冀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聯防聯控建設將繼續推進， 在信息監管與共享、污染應急預案與啟動標準、 環境監測聯動執法等領域的一體化建設仍將進一步探索。三是首都生產制造企業退出程序與保障機制將不斷完善， 中關村企業與天津、 河北之間多層次、 多元化合作模式將不斷創新。四是重點區域建設進一步加強。其中，曹妃甸試驗區的裝備、 汽車、 新能源等制造業建設將加快推進， 濱海新區將在空間載體與平臺建設、服務功能提升等方面加強建設， 張承地區精準扶貧、 生態涵養與環境保護建設將進一步加強。
2.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修復建設將進一步加快
2016年， 長江經濟帶戰略在生態文明建設與區域協調發展的示范帶動作用將進一步凸顯： 一是航道治理、 水資源保護與通關一體化等重點領域建設將進一步推進， 一系列重大工程將陸續開工建設。
二是沿線省市在資源要素統籌規劃、 信息共享、 基礎設施互通互聯、 產業、 港口合作等領域的協同作用將進一步增強。三是長江生態廊道建設將進一步推進， 水資源管理、 生態修復與環境綜合治理等工程將陸續開展。
3.在 “一帶一路” 戰略格局下， 探索重點區域經貿合作新路徑
隨著 “一帶一路” 戰略的絲路基金有限公司正式運營， 我國對沿線國家的項目投資將持續推進，我國對外貿易將形成全方位、 開放的新格局： 一是探索經貿合作新渠道， 擴大經貿合作領域， 進一步推進東部沿海地區企業 “走出去” 。二是探索新疆、云南、 廣西等西部邊境地區與中亞、 西亞、 南亞、 東盟等國家或地區的多元化經貿合作模式， 探索東北、 內蒙古與東北亞邊境地區在對外交通設施建設與經貿領域的合作。三是內陸地區尋找對外開放突破口， 對接 “一帶一路” 的戰略定位與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新模式亟待探索與創新。四是鄭州、 西安等內陸節點城市， 以及上海、 天津、 廣州、 深圳等沿海節點城市的輻射帶動能力進一步提升。
（二） 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化態勢仍將持續
2016年我國經濟正處于 “爬坡過坎” 的關鍵時期， 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 經濟增幅保持平穩甚至略有回落的概率比較大 ⑦ 。在這種發展環境下，各區域經濟發展有所差異， 區域經濟增長將繼續保持 “中西部增速高于東部， 相對差距繼續縮小、 絕對差距擴速放緩” 的態勢。
1.區域經濟增長將繼續保持 “中西部地區增速高于東部地區， 相對差距繼續縮小、 絕對差距擴速放緩” 的態勢
我國區域經濟增速將繼續放緩， 西快東慢現象將會延續； 東部地區將繼續保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速度， 經濟增速因經濟轉型的繼續深入而持續放緩； 而中西部的增速將會明顯快于東部， 發展潛力進一步釋放， 尤其是西部地區， 經濟增速將繼續處于領先地位， 與東部地區相比， 相對差距逐漸縮小；東北地區增速略有回升， 但經濟增速依然較慢。
2.區域經濟空間布局將由東部為主轉向區域協調帶動， 沿邊區域將有望發展為對外開放、 經濟交流的新熱點
2015年5月起， 我國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積極規劃建設蒙俄、 新亞歐大陸橋、 中國—中亞—西亞、 中國—中南半島、 中巴、 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 先后與上述相關沿線國家達成了多項務實合作意向， 一批鐵路、 公路、 天然氣管道、 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有序推進。國內各省份相繼出臺參與建設 “一帶一路” 的配套政策及實施方案， 積極謀劃在多個領域推進重大項目合作。隨著沿邊對外開發開放步伐的加快， 我國沿邊區域將有望發展為對外開放、 經濟交流的新熱點。
3.區域產業轉型升級繼續強化， 區域經濟發展將出現新的活力
隨著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及眾多區域發展規劃的實施， 東部沿海地區對全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引領作用將更加明顯， 在京津冀經濟圈、 珠三角經濟圈、 長三角經濟圈的聯合帶動下， 東部地區更容易激發市場活力， 居民消費以及服務業發展將成為其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而在投資拉動下， 東北及中西部地區將會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與動力， 工業及投資對東北及中西部地區的支撐作用相對增強。
4.區域要素將更加自由、 有序、 順暢流動， 區域合作開創新局面
2015年以來， 隨著我國區域合作開創新局面，必然會進一步促使區域要素自由有序流動。首先，從制度環境上看， 隨著國家深化市場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實施， 將進一步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體系， 優化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 吸引各種所有制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的投資， 從而活躍各類市場主體行為； 其次， 從硬件配套上看， 我國各地區間的交通、 物流等基礎設施網絡進一步完善， 將不斷促進各種生產要素跨地區流動； 最后， 從我國推進創新驅動型發展與優化產業空間布局上看， 隨著 “互聯網+” 的升級發展， 產業跨區域轉移、 協作不斷深化， 創新鏈、 價值鏈、 產業鏈、要素鏈將成為跨區域與跨城際協同發展的關鍵紐帶， 由此將帶動一批區域性創新城市和技術研發中心、 科技轉化基地和規模化生產基地等的建設， 推動區域要素依照各地區差異化分工趨于自由、 有序、 順暢流動。
（三） 推動區域創新成為新一輪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
隨著我國發展模式的轉換， 創新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區域優勢不再依靠大規模的生產要素投入， 而更依賴于生產要素的質量和創新要素， 創新成為區域競爭力的重要影響因子。為了促進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 在區域經濟發展中， 將會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善：
1.創新環境不斷優化， 適配型區域政策不斷完善
培育區域創新新動能， 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政府是政策的供給者和環境塑造者。政府在區域中應適當參與， 既不能在創新活動中缺位， 也不能過度干預， 扭曲市場機制。政府應加強通信、 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硬環境建設， 營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教育和文化環境， 完善的市場和競爭機制環境。根據區域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定位， 從國家創新戰略的總體布局出發， 為區域內的企業提供適配型的治理模式、 制度平臺和配套政策。
2.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地位進一步凸顯
培育區域創新新動能， 關鍵是確立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發揮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 第一， 應當創造成熟、 開放、 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企業創新是來自于市場需求， 創新成果需要在市場上應用，激發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第二， 政府向創新型服務轉變， 為企業創新提供良好外部環境。第三， 需要企業具備較強的技術創新能力。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主要依靠自身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人才市場、 技術市場和產權交易制度的不斷完善。第四， 建立創新激勵制度， 從制度上引導科技人員進入企業從事創新活動， 引導企業家積極從事生產性的創新活動。第五， 推動風險投資機制建設， 使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獲得創新和創業資本， 研發資金更多地來自企業或者市場， 而不是政府。
3.區域創新服務平臺進一步完善完善
區域創新服務平臺， 整合科研機構、 大學和企業的創新力量進行合作， 有效提升科技資源的成果轉化。圍繞區域產業發展特色和創新定位， 以中央財政資金為引導， 帶動地方財政和社會投入，搭建區域創新服務平臺。針對行業、 領域發展中的重大關鍵和共性技術問題， 圍繞重點產業技術創新鏈， 整合科技資源， 開展前瞻性技術和產業發展戰略研究， 搭建由政府引導， 企業、 科研機構聯合組建的專業化、 網絡化科技公共服務平臺。
4.創新文化氛圍日益濃厚
創新文化是區域創新能力的精神支撐力。美國硅谷鼓勵冒險和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氛圍是發揮人才創造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國區域發展中， 應鼓勵營造 “寬容失敗勇于創新” 的文化氛圍， 倡導誠信文化、 合作意識和創業精神。重塑企業創新價值觀， 使創新內化為企業家和員工的價值觀， 共同應對行業技術問題， 形成創新合力， 使創新文化成為區域創新的動力源泉。
（四） 落后區域受到更多關注， 區域發展短板效應加快消除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 區域、 城鄉發展的協調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成為政策重點。2016年是 “十三五” 時期的開局之年， 將會從政策上對困難與落后地區給予更多的支持， 加快消除區域發展 “短板” 效應， 創新與引領未來困難地區發展路徑。
1.中西部與東北地區等困難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
2016年， 對中西部地區與東北地區等困難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將進一步加大。主要體現在： 一是西部地區的政策與財政扶持力度將進一步加大， 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投資， 對邊境城市、 邊境經濟合作區的支持力度將進一步增強， 鼓勵自主創業、 科技創新、 簡化貿易審批程序等支持性政策將陸續出臺， 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將不斷提升。二是中部內陸地區對內對外開放程度將不斷增強， 為中部地區制定相關區域與專項規劃， 與兩大戰略銜接， 探索區域對外合作的支撐點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三是東北地區振興發展將科學有序地推進， 裝備制造、 汽車、 能源等重點領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將進一步增強， 隨著東北沿邊城市不斷開放， 我國與朝、俄、 蒙、 韓等國的貿易合作進一步加強。
2.區域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等配套政策改革將進一步完善
縮小區域公共服務差距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任務，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改革， 創新向欠發達地區、 困難群體傾斜的財政扶持模式將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 稅收體制等配套制度改革措施也將不斷探索創新。資源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配套改革措施將進一步完善， 將為企業發展提供更多的土地、人才、 金融等扶持政策， 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水平，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3.精準扶貧工作有序推進， 帶動區域協調發展的作用進一步增強
在未來5年時間內， 我國將實現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 精準扶貧工作將科學有序地推進， 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帶動作用將進一步增強。一是科學識別貧困村與貧困人口， 建立精準扶貧的分類體系，分類指導， 分區域推進扶貧工作， 差異化的扶貧政策將不斷出臺。二是扶貧信貸資金、 對口幫扶資金、 社會捐贈資金等中央和地方財政扶貧資金整合力度將進一步加大， 發揮扶貧資金綜合效用。三是精準扶貧資金監管、 政府與社會廣泛參與、 貧困監測與動態管理等機制與模式將不斷創新。
（五） 區域改革打破要素流動障礙
隨著經濟聯系的不斷加強， 區域協同發展是大勢所趨。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以行政區為單位的、 封閉的、 自成一體的經濟發展格局難以為繼， 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區域協同發展的關鍵是要打破要素流動障礙， 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1.區域稅收分享機制將得到推廣
計劃和行政命令不是可持續的利益協調手段，為解決這一問題可能會出現以下的制度創新： 一是改變地區間稅收收入的分配辦法， 按照提供公共服務的多少與對取得稅收的貢獻程度對跨區經營企業的稅收在相關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分配。二是改革轉移支付制度， 由目前的縱向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為橫向轉移支付與縱向轉移支付相結合的支付制度。三是建立專門的區域協同發展項目資金， 用于跨區域公共產品建設， 或者資助落后地區的公共服務提升。
2.制定區域發展規劃將成為常態
區域規劃應確保各利益相關方能夠一體化發展， 制定差異化區域經濟政策、 產業傾斜政策和稅費政策等， 避免產業同構及惡性競爭。一是建立區域治理機構， 來協調各種具有區域外部性的競爭行為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事項， 從而有效地解決現有區域合作機制權威性不足和相關區域規劃方案執行力弱等問題。二是促進區域公共服務均衡化， 促進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均衡配置， 著力解決戶籍制度、 高考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瓶頸約束， 消除區域協同發展中的隱形壁壘。
3.環境保護力度將加大
環境保護是與經濟增長同樣重要的規劃目標，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自然與生態資源系統。一是環保責任將會進一步細化。二是會增加更多的環境約束性指標， 嚴格實行土地管理和環境保護標準、加強區域產業政策和環境保護政策的銜接、 完善綜合治理和生態保護的獎懲機制等。三是更加推崇區域合作， 通過環保問責機制， 不斷提高區域空間資源的節約和集約利用水平， 以確保區域生態文明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和諧統一。
2016年， 我國將深入貫徹落實創新、 協調、 綠色、 開放、 共享的發展理念， 科學有序地推動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實施， 三大戰略將重點推進。各區域將深度融入國家戰略， 逐漸向著要素有序自由流動、 主體功能約束有效、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 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