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尚希：面向“十五五”的宏觀經濟形勢研析

美國這次針對全球的關稅戰，在短期內會對中國的很多企業行業帶來沖擊，這個反應是連鎖性的，而不僅僅針對出口的產品和企業。因為在出口產品和企業的背后，都有一條供應鏈產業鏈支撐，這些鏈條上的企業和產品會受到連帶影響，所以短期內必定會承壓。但從長期趨勢來看，這恰恰有可能轉換成做大國內大循環的一種動力，也將有助于當前擴大內需戰略的實施。

從表面來看，關稅戰是特朗普引發的，但我們不能僅從特朗普個人來看。假如上臺的不是特朗普，可能關稅戰改變的也只是形式和方式。特朗普2.0版的這些招數是高度不確定的，仿佛在打亂仗、出昏招，全球的感受也是一樣的，這是特朗普的策略問題。但是關稅戰背后的邏輯是清晰的，也就是說，從戰略的角度是確定的。

在科技領域，相較于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實行貿易戰，拜登政府對中國科技實行的是圍追堵截的科技戰，其重點在于拉同盟，建立統一戰線，遏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將中國的科技水平限制在中低端，確保美國在中高端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不被超越；而在其他方面，美國仍與中國保持接觸，例如時任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仍頻繁訪華。

令美國出乎意料的是，從去年甚至前年起，中國的手機產業突破了美國的封鎖，以華為為代表的高端手機品牌異軍突起。今年春節期間，DeepSeek的橫空出世更是改變了全球AI領域的生態，影響之大，甚至讓美國的科技股一夜之間蒸發了很多，這種影響的關鍵并不在于技術本身的先進性，而在于其成本的實際降低。中國在AI領域的成本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以往，AI技術的大模型主要被大國、大企業以及有錢人所掌握和應用，而如今已經成為小國家、小企業乃至普通人都能輕易使用的平權性技術。平權意味著門檻的降低，顛覆了整個行業發展的生態，這種變化給美國帶來了較大的沖擊。

特朗普團隊也意識到，中國的經濟已經嵌入全球經濟當中，中國的產品已經銷售到世界上200多個經濟體，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是全球性的，不僅僅局限于中美之間。因此，單獨針對與中國的雙邊關系遠遠不夠，要改變二戰以來形成的經濟全球化格局，只有改變甚至顛覆傳統的貿易秩序、經濟秩序、投資秩序、金融秩序，才有可能遏制中國的發展。

在戰術上，特朗普的具體招數像是打醉拳，外行人或許會覺得是喝多了酒，東倒西歪毫無章法，內行人看則是形醉意不醉，看似不那么專業的昏招背后，其戰略上的底層邏輯是確定的，而且是前后一貫的。因此，我們不能僅憑表面現象來判斷，認為所有問題都源自特朗普個人，一旦他下臺，問題就會煙消云散。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換一種執政方式，問題或許會更為嚴峻。特朗普的這種非專業式打法，反而可能為中國帶來更大的機遇。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時期那種全球統一戰線、團結盟國專門圍堵中國的方式，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更大的挑戰。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指出，特朗普的首要意圖是改變甚至顛覆現有的金融秩序，以解決制造業回歸的問題，減少貿易赤字，并減輕財政的債務負擔。特朗普的目標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我們不能被表面現象所誤導，把美國進行關稅保護等同于閉關自守，認為是典型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行為。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和關稅戰，不能僅從美國的表面行為來看，需要結合中國與世界、中國與美國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背后的邏輯，探究美國的真實戰略意圖。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擔任美國總統，戰術和政策雖然有差異，但都不會偏離美國的戰略目的。因此，我們不能幻想四年后特朗普離職就能帶來中美關系的根本好轉。

我們追求的全球化，是一個在經濟、文化、價值觀等多方面都能體現中國貢獻與影響力的新型全球化。如果中國所倡導的文化，以及幾千年文明延續下來的價值觀能夠得到全球的廣泛認同，那么將標志著中國真正強大了。當世界各國不由自主地學習甚至模仿中國時，就如同歷史上的唐朝時期，那將是中國真正強大的體現。

基于國內視角審視的國家、企業、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只是一個局部。中國經濟處在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如果沒有能力去調整全球經濟循環中中國的收入分配份額，而僅從局部進行調整，是沒有多少空間的。

 

中國的經濟形勢必須放在中國和世界的關系之中，放在全球框架中觀察。我們常說“弱國無外交”，那么類似的，還有一句話對于分析短期或長期的經濟形勢也是實用的，就是“大國無內政”。這句話的含義體現在，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其影響力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科技領域也日益增強。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中國的發展不再局限在國內，而是在全球，大國的內政超越國界。這不只是影響力意義上的，而且是國家利益、國家安全意義上的。不謀全局，不足以謀一域。中國的一舉一動，中國的所有宏觀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等，其影響都是全球性的，其著眼點不應只是國內。

當前，防風險的概念應當說已經形成，風險意識也在增強。但很多人更多的是將風險視為一種觀察研究對象，而沒有把防風險當成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解決問題的新思路，這需要更新觀念。自上世紀90年代起，筆者就研究財政風險，后來研究公共風險，發現“問題導向”的思維方式實際上是基于事實，即問題變成了一個既定事實，去考慮、分析、解決和應對。而風險是潛在的問題，尚未變成事實，但存在一定的概率會轉化為現實問題。在面對風險時，我們需要采取應對措施，提前準備。這就需要具備前瞻性的思維和戰略性的考量，即“風險導向”思維，不能等到問題出現后才匆忙應對。

有時候，這種風險思維是出于本能，比如在面臨追責問責的情況下，進行決策時就會自然而然地權衡風險，如果采取行動可能帶來的風險更大，那么可能會選擇不行動，或者采取更為謹慎、穩健的行動方式。這種風險權衡是基于部門職責和崗位責任的一種本能，是身體力行、自然而然的做法。然而，若要在大變局中爭取戰略主動，往往在決策過程中就需要引入風險思維模式。當前我們更多的是在進行“應急決策”。文件堆積如山，會議頻繁召開，往往都是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問題一旦出現，便陷入手忙腳亂的境地，不得不立即召集會議，甚至徹夜討論，部門間緊急協調，文件往來頻繁，大小會議不斷，所有人都在忙碌中度過，處于一種應急狀態。處于這種應急狀態正是因為要應對已經演變為事實的問題，而用風險思維去思考大變局，則可以從容謀劃和應對。當政府部門不再頻繁加班，顯得較為從容時，則意味著很多問題已得到有效解決，同時也標志著決策方式的轉型。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社會的演變是具有加速度的。例如，在小農經濟時代，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在長達千年的時間內都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狀態；然而，進入工業化時代后，大生產使得社會百年一變；而進入信息化、數字化乃至當前的智能化時代，則是十年一變。這種加速度意味著，在原先變化緩慢的時期所制定的一系列規則，已經無法適應當前快速變化的環境。因此，一些法律制度和基本規則需要迅速進行調整。如果跟不上這種變化，不確定性和各類風險就會凸顯出來。制度的更新往往比較緩慢和滯后，在過去變化緩慢的時代，還可以較為從容地進行調整，但現在則無法適應時代的需求。

觀察當前所暴露的問題和風險，就業最為突出，新型就業形態的群體規模越來越大，人數已超過1億人。這一群體既不符合傳統雇員的模式，即社保以單位為基礎，單位繳納一部分，個人繳納一部分；也不等同于個體工商戶，后者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以依賴平臺的快遞小哥和外賣騎手為例，他們的勞動雖受平臺管理，但并非全面管理，因為他們不屬于平臺雇員。因此，現行勞動法無法直接適用，建立在企業基礎上的社保制度同樣難以覆蓋。這一群體的社保和勞動權益保護問題面臨困境，若將他們納入雇員體系，作為平臺員工對待，平臺將因無法承受高昂成本而難以為繼；若將他們視為個體工商戶，任由其自行解決，則又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方面的法律還存在空白，這一群體在現實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勞動權益方面，缺乏相應的法律制度保障。在司法實踐中，只能簡單地參照傳統的勞動法來進行判決，而無法根據新型就業形態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因為缺少相應的法律依據，只能依據舊的法律來處理這些新的案例和糾紛，這顯然是不匹配的。如果不加快制度創新，我們面臨的這類問題和風險將會越來越多，這與我們擴大內需、促進內循環是相關聯的。

用風險思維來看待我國當前經濟及面向“十五五”的宏觀經濟形勢，首先需要正確理解和認識經濟增速。經濟增速是經濟內外循環的一個結果，僅從這一結果來看，我國5%的實際經濟增速放眼世界都很亮眼，但這其中有我們看不到的風險，呈現出一個問題：宏觀數據很好看，但微觀感受有溫差。這種溫差實際上就來自于名義增速。

 

按照設定的2035年的戰略目標，我國平均經濟增速需要達到4.76%，落實到當前則應達到5%以上。“十五五”期間經濟增速要跨上5%的臺階，才有可能實現戰略目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一個區間概念，從人均GDP2萬美元到4萬美元，取其中間值3萬美元來計算。當前我國人均GDP為1.34萬美元，顯然尚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離這一目標還有10年時間，按照人均收入增長達到3萬美元相當困難。這只是一個靜態計算的目標。從動態來看，高收入國家門檻每年會增長4%，2024年的新標準是人均GNI超過1.4萬美元，顯然我國人均收入增長必須超過4%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不然，只能在高收入國家門檻邊徘徊。

對于應該保持怎樣的經濟增速，筆者的觀點是名義增速必須達到5%，這是一個風險臨界點，名義增速達到5%以上，各種風險就會收斂。

當前，地方政府的壓力有一部分來自于必須償還10%的法定債務存量和利息支付。另外還有無息債問題，即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各種拖欠（包括工程款拖欠、政府購買服務拖欠等），有的可能在疫情期間就形成了并逐漸累積。這些拖欠在經濟循環中形成了一個連環債，政府拖欠央企、國企，國企拖欠民企，民企拖欠工資。當然也有房地產領域大民企拖欠國企央企的情況，是房地產風險的傳導。這種連環債在經濟運行中就像一根繩索，纏住了經營主體的手腳，導致企業成本上升。猶如一艘船在前進中被一根繩子纏住，越跑越慢。這類債務不能形成資產，也不能促進增長，只會起反作用，屬于純風險。從風險看，這類拖欠形成的無息債是比有息債更大的一個風險源，應優先解決。

當前我國經濟循環和國家治理面臨著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央地財政結構不合理，給國家治理帶來嚴重約束。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如果這一基礎出現縫隙甚至坍塌，國家治理失靈的風險將會大大上升。如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如何進行財政改革？其核心問題除了改革稅收制度、預算制度，還有央地財政關系，即財政體制，涉及央地財政結構。當前央地財政關系的主要問題不是在收入側，而是在支出側，體現在中央支出占比太小，地方支出占比太高。

從結果上看，央地財政關系的問題實際表現為三個不等式：第一，全國地方財政支出大于全國財政收入，即全國的財政收入全部給地方實際上還不夠；第二，中央轉移支付大于中央本級收入，即中央本級收入全部轉移給地方還不夠；第三，地方債務規模大于中央債務規模，地方付息規模大于中央付息規模。

“三個不等式”反映出央地財政結構扭曲，這意味著宏觀調控依賴于地方，宏觀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決定于地方的行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由地方支出行為擴張來決定的。當前，從一本預算來看，地方財政支出占比約86%，中央只占14%；從兩本預算來看，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合在一起，地方占90%，中央只占10%。這說明財政支出的大盤子在地方，取決于地方行為及其反應模式。在當前嚴格的債務約束下，地方支出能否擴張？特別是當下地方現金流很緊張，地方支出擴張尤為困難，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恰恰就取決于地方的支出擴張能力。

現在特朗普政府突然加碼關稅戰，對預期的擾動很大。這該如何應對？應對的舉措也事關投資者的預期、消費者的預期、高中低收入群體的預期以及政府官員的預期，等等。預期體現在各個層面，有差異，也有一個普遍的預期。這就像打仗一樣，集中優勢兵力打一場勝仗就增強了勝利的信心，對提振士氣非常有用，改善預期是一個道理。

如何加大支出強度？這主要依賴于地方政府的行為，地方政府支出不少用于還本付息，這樣的支出是沒有乘數效應的，相當于錢回到債權人手里，于是有些回到銀行手里，銀行的錢又淤積在那里借不出去。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擴張支出，邏輯上就遇到了難題。地方在嚴格的債務約束下難以擴張支出，積極的財政政策難以傳導。